沈渡在便签上写下的那个名字，第二天就有了结果。

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叫陈远志。不在律所，不在法学会，不在任何一家和法律相关的机构全职工作。他的执业证在三年前被吊销，原因是不配合司法局的例行抽查，被认定为“执业行为不规范”。沈渡调出那份处分决定书的时候，逐页看完，然后合上。“不配合抽查只是表面理由。他当年代理了你爸的案子，庭审之后被约谈过三次。处分决定书里没有提周彦川的名字，但时间线全部对得上。”

“他现在在哪。”

“城东。社区法律援助中心。每周二下午坐班，帮附近居民写调解书和遗产公证。”沈渡把地址抄在便签上，撕下来对折，“明天是周二。”

城东法律援助中心设在一栋老式居民楼底层，门面窄得只够挂一块白底黑字的塑料牌。门口停着几辆旧自行车，旁边水果摊的喇叭正在重复“香蕉五块钱一斤”。推门进去，一道细细的日光从高处小窗漏进来，照在正对门口的办公桌上。桌面掉了一块漆，左手边摆着一只搪瓷杯，杯底的茶垢洗不干净，沉淀成深褐色。

陈远志坐在那张桌子后面。

比冯正清年轻，头发还没全白，剃得很短。穿着一件洗到领口微微起毛的浅灰色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在给一位老人讲解调解书。镜框歪了一点，左边的镜片比右边略高。他没有扶。

老人签完满意的点点头起身离开。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然后抬起头，目光先落在沈渡脸上，然后停在我身上。不是“请问有什么事”的询问，是某种过了很久才确认的安静。

“你们来了。”

他没有问我们是谁，也没有问怎么找到他的。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封口没有封，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和三张光盘。

“打印纸是我当年从庭审记录里逐页比对后列出的所有删改位置。一共十七处，每一处都标了庭审记录页码、行数和被删改的原文。光盘是庭审全程的录音备份——法院书记员那边的原始录音。文字记录里被删掉的那些内容，录音还在。”

他的语气和刚才给老人念调解书条款时用的是同一频率，和他对许茂才说“等有人来拿的时候”也是同一个调门。没有许茂才那样的发抖，没有冯正清签字时发白的指节。他只是把等了太久的东西放在桌上，然后重新戴上老花镜——镜框还是歪的。

沈渡接过打印纸，从第一页开始翻。他的指腹在第四页中段某一行旁边停了一下。那个停顿没有带主观评价，但紧接着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之前标记过的旧版庭审记录副本做了极快的比对。然后他把打印纸放回信封，抬头看着老陈。“十七处删改。庭审录音的原始文件还在吗。”

“光盘是完整的。书记员当年的设备录了全场，文字记录是后来整理时被改的。被删掉的不只是许茂才那句‘六月十二号回湖南’。还有你爸的自我辩护——他说‘我不认罪，因为我没有拿过任何人的钱’，后面还有将近三分钟的自述被整个拿掉了。”

他说着说着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不是“当事人江卫国”，是“你爸”。他停了片刻，没有再解释。但他把眼镜扶正了。

然后他看向我。

“你是江卫国的女儿。你爸在被告席上说过的唯一一句多余的话——他说不要影响公司正常运营，里面有两百多个工人的工资等着发。我当时就想，这个人不是为了自己站在这里。后来周彦川的人来找我，被吊销执照以后，我没再把这份原件的事告诉任何人。前几天听说再审立案了——案号047。这份东西，我只是代为保管。”

他把信封往我的方向推了一下。那只搪瓷杯还放在桌角，茶垢沉淀成满满一杯乱纹，没有被洗掉的打算。他不是许茂才——因为拿了不该拿的钱而不敢说。也不是冯正清——因为做过的事而愧疚。他只是被吊销了执照，然后继续坐在一张掉漆的办公桌后面，替人写调解书，等有人来拿一份他保管了好久的文件。没有抖手指，没有擦杯沿，没有反复转动三角尺。只是坐在那里把它推过来。

“陈律师。”沈渡把信封放进公文包——和之前收冯正清自述状、立案回执、她签过字的再审申请书放在同一个夹层里，“再审开庭的时候，这份原件会作为证据提交。你的名字会出现在证据来源栏。”

陈远志没有说谢谢。他取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然后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镜框还是歪的。“需要我出庭说明证据来源的话——周二下午没有别的安排。”

一只掉了漆的办公桌，一副歪了没扶的眼镜，一个人把他目前所剩无几的东西全塞进了“周二下午”这几个字里。不是勇敢，不是豪迈，是一种被磨了很久以后剩下的余数，刚好够安排给那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传票。沈渡没有在当场回应什么。他低头把公文包的搭扣合上，动作和在许茂才家客厅捡起那根没点燃的烟递给对方时一样——礼貌而冷淡，但在合上搭扣之后，他朝陈远志的方向微微欠了一下身。

走出法律援助中心的时候，水果摊老板把扩音器换成了循环模式，身后那扇玻璃门上贴着的值班表被阳光照得反光。我走在沈渡旁边，走过水果摊、旧自行车和阳光在灰尘里画出的斜线格子，然后开口。

“他眼镜歪了。”

“你在数他眼镜歪了几度。他在看你。”语气平淡，像陈述庭审事实，“他认出你之后一直在看你的脸。不是因为你像当事人——是因为你长得像你爸。他在确认他当初没能辩护的那个人，后继有人。”

当天晚上，沈渡把老陈交出的资料逐份整理、编号、复印。原件锁进保险柜，和冯正清的自述状、刘主任的值班日志、许茂才的证词录音带放在同一层。然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被我标注过的法务部意见书副本，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补了一行字。

“补充证据清单已提交。证据编号017至020：庭审原始录音及文字比对表，共三份光盘、一份纸质文件。证据来源：原代理律师陈远志。”

他在落款处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递给我。我在他名字旁边签了“江暖暖”。两个名字并排落在意见书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和第一章在婚前协议末尾的签名、第十二章在再审申请书申请人栏的落款一模一样——每一次签字都让他们的名字往同一个方向多移一行。

同一天晚上，宏远总裁办公室。

助理把两份文件放在办公桌上。第一份是江薇提交的合同撤销申请复印件，签名栏里她的笔迹和之前供货合同上她父亲被胁迫按下的指印截然不同。第二份是沈渡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最后一项：庭审原始录音及文字比对表，证据来源陈远志。

助理退出之后，周彦川没有看那份补充证据清单。他把合同撤销申请翻到签名栏，盯着江薇的签名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发了条消息。

“你签了。”

江薇没有回复。消息悬在对话框里。但这次不是因为她害怕——是因为她已经用签名回答过所有问题了。对话框安静了很久，最后显示“对方已读”。她看到了，他没有收到回复。和上一张供货合同不同，这份撤销申请不需要任何人按指印。

周彦川把手机反面朝上放在办公桌上。按了内线叫助理进来。

“请法务部把陈远志当年被吊销执照的完整卷宗调出来。我要看他的执业纪律处分决定书。”

助理应声退出去。窗外江城的夜景安静而绵密，办公室里没有开顶灯，只有桌边那盏老式的台灯把周彦川的手和那份撤销申请框在同一个光圈里。那张被胁迫签字才生效的供货合同支撑了他对江家施加的每一道杠杆——从江薇不敢推开茶杯，到她父亲把钥匙拴在裤腰上，再到校庆日她端香槟杯时那只反复擦杯沿的手。如今坐在台灯光圈正中央的人收到的，只有一张签过名的撤销申请，和一句已读不回。

那张暗色办公桌上曾像蛛网一样附着在其他人身上的绳索，正一根根被逐段回收，变成便签，变成结案陈词，变成离婚和撤销申请签名栏里不相干的两个名字——用同一支笔写在证据清单末尾并排的两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