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的机票订在三月的第二个星期。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明远坐在阳台上收拾行李。说是收拾，其实就是把降压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片一样一样装进一个小药盒里，一格一格分好，早中晚写得清清楚楚。他的手指有些抖，不是怕，是老了。五十五岁，手指关节开始发僵，拧药瓶盖都要用牙咬。

药盒是那种七天装的老式药盒，白色塑料的，边角磨得发白了。他每个小格子都看了两遍，怕放错了。降压药早上吃，速效救心丸随身带，硝酸甘油片放床头——这些规矩他给自己定了三年了，可还是经常忘。有时候忙起来，一整天都想不起吃药，等到晚上躺在床上，心跳得不对劲了，才想起来。

王淑芬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两顶帽子——一顶灰色的毛线帽，一顶藏蓝色的棒球帽。她把两顶帽子举在面前，歪着头看了一会儿。毛线帽戴了大半年，洗得起球了，帽檐松垮垮的，灰色也洗成了灰白色，像一块褪了色的抹布。棒球帽是李明远上次在牡丹江买的，三十八块钱，正面绣着一只白色的小海鸥，洗了几次，海鸥的翅膀有点开线，可帽型还硬挺。

她把毛线帽放回去了。

棒球帽扣在头上，她调整了一下帽檐的角度，转身对着玻璃窗照了照。玻璃上映出她的脸，颧骨还是高，但脸颊上终于有了一点肉。去年这时候，她的脸瘦得像刀削过一样，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化疗让她整个人像一张皱巴巴的纸。现在头发长出来了，黑黑的、短短的、密密的一层，像春天刚冒头的草。帽檐盖不住的地方，露出几缕碎发，在路灯下泛着光。

“看什么看？”她发现他在看她，瞪了他一眼。

“看你好看。”他说。

“五十三了，好看什么。”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她把帽檐往下压了压，遮住半截眉毛，又抬头看了看玻璃里的自己，嘴唇抿了抿，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伸出手，把那几缕碎发别到耳后，又看了看，终于满意了。

李明远看着她，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图书馆走廊上，她也是这样抿着嘴，眼睛里全是光。那时候她扎着马尾辫，穿着白衬衫，笑起来像春天。现在她穿着旧棉袄，戴着棒球帽，笑起来眼角全是皱纹。可他觉得，都一样好看。不，比那时候还好看。那时候的好看是年轻的、鲜亮的，现在的好看是熬出来的、撑过来的、从苦日子里一点点攒下来的。

“淑芬。”他叫她。

“嗯？”她还在照玻璃，歪着头，侧着身，看自己的侧面。

“你说，咱们还能一起看多少次海？”

她愣了一下，手里的帽子差点掉在地上。她转过身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他的手停在了药盒上，拇指按着一个小格子，没有按下去。

“你问这个干什么？”她的声音有些发紧。她把棒球帽攥在手里，攥得指节发白。

“就是忽然想知道。”他把药盒装进背包，拉上拉链，又拉开，看了一眼里面的药，又拉上。动作反复了两次，像是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咱们五十五了，就算活到八十，也就二十五年。一年看一次海，也就二十五次。”

“你算这个干什么？”她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阳台上的椅子是那种老式的藤椅，坐上去吱呀一声。她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手指摩挲着帽檐上那只开线的海鸥。海鸥的翅膀翘起了一角，她用指甲按了按，又翘起来了。

“不算了。”他笑了笑，“不算了。”

可他的笑容没有到达眼睛。他的眼睛在看远处，看那些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家，每个家里都有人在等。他忽然想，那些灯下面的人，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在算自己还能看多少次海？

王淑芬看着他的侧脸，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忽然发现，他真的老了。不是那种“有点老了”，是真的老了。头发花白了大半，不是染的，是白的，一根一根白得扎眼。眼袋垂下来，像两个小袋子，里面装的全是这些年欠下的债。嘴角的法令纹像刀刻的一样，从鼻翼一直拉到下巴，深深的，像是岁月用刀子一刀一刀划出来的。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粗糙、干燥，指节粗大，手背上青筋凸起。她摸了摸他的手背，那上面有老年斑了，浅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老李。”

“嗯。”

“不管多少次，我都陪你看。”

他转过头看着她。路灯的光落在她脸上，落在她那些皱纹上，落在她那双还是亮晶晶的眼睛上。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没说出来。

“好。”他最后只说了一个字。

可她的手没有松开。他也没有。两个人就那么坐着，握着彼此的手，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夜风从楼缝里钻过来，凉飕飕的，带着雪的味道。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老李。”

“嗯。”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你怎么办？”

李明远的手一抖，药盒掉在了地上。白色的塑料药盒砸在地砖上，啪的一声，盖子弹开了，药片撒了一地。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滚得到处都是，有的滚到了椅子下面，有的滚到了栏杆旁边，有的滚到了她脚边。

他蹲下去捡。先捡脚边那颗白色的，然后爬到椅子下面捡那颗黄色的，又挪到栏杆旁边捡那颗红色的。他蹲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捡，捡得很慢，手指有些抖。有几粒滚到了缝隙里，他抠了半天才抠出来。

她没有动。坐在藤椅上，看着他蹲在地上捡药片。他的背影在路灯下显得有些佝偻，棉袄的后背磨得发亮了，领子皱巴巴的。他的头发从后面看更白，白得像是落了一层霜。

“老李。”她又叫了他一声。

他没有抬头。手在地砖上摸索着，又捡起一粒。

“你怎么不说话？”

他还是没有抬头。她看到他肩膀微微抖了一下。不是冷的，是他在忍。

她站起来，蹲在他旁边，伸出手，帮他把那些散落的药片拢到一起。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凉。

“李明远，你看着我。”

他终于抬起头。

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她看到他的眼睛红了。不是那种“有点红”，是那种憋了很久、忍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那种红。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亮晶晶的，像碎了的星光。

“你哭什么？”她的声音也抖了。

“我没哭。”他说。可他的眼泪掉了下来。

她伸出手，用拇指擦了擦他脸上的泪。那滴泪是凉的，顺着她的拇指流到她的掌心里。

“李明远，你听我说。”她把他的脸捧在手心里，让他看着自己。“不管谁先走，剩下那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他没有说话。

“你听到了吗？”

他点了点头。

“你说话。”

“听到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她把他的头揽进怀里，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拍着他的背。他的脸埋在她胸口，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但她在抖。

夜风又吹过来，把地上那些还没捡完的药片吹得滚了几圈。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在地砖上滚来滚去，像是迷了路的孩子。

远处的钟楼敲响了十一点。

他们蹲在阳台上，抱在一起，很久没有动。

后来是他先站起来的。膝盖咯吱一声，他扶着墙站稳了。然后把地上的药片一粒一粒捡起来，装回药盒里。她也站起来，把脚边那几粒捡起来递给他。

“少没少？”她问。

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

“少了一粒。”

“什么药？”

“降压药。”

两个人在阳台上找了半天，最后在花盆后面找到了。那粒白色的药片卡在花盆和栏杆之间的缝隙里，他伸手抠了半天才抠出来。

“齐了。”他说。

她把药盒接过来，帮他盖上盖子，装进背包的侧袋里。

“明天几点的飞机？”

“早上八点。”

“那得五点半起。”

“嗯。”

“进去睡吧。”

“好。”

她转身要进屋，他忽然叫住了她。

“淑芬。”

她停下来。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哪句？”

“不管谁先走，剩下那个人，都要好好活着。”

她站在门口，背对着他。他没有看到她的表情，但他看到她的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好。”她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站在阳台上，又看了一眼远处的万家灯火。那些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夜更深了。

他把背包的拉链拉好，放在椅子上，转身跟了进去。

门关上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阳台上空荡荡的，只有那把老藤椅，还在风里轻轻晃。

那天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背对着背。她没有睡，他也没有睡。过了很久，她听到他翻了个身，把手搭在了她的腰上。她没有动。他把脸贴在她的后背上，隔着睡衣，她感觉到他的呼吸，一下一下的，温热的。她伸出手，握住了他搭在她腰上的手。两个人就这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她睁开眼，他已经不在了。厨房里传来粥煮沸的声音，咕嘟咕嘟的。她穿上那件旧棉袄，走到厨房门口。他围着那条蓝白格子的围裙，正在煎蛋。听到她的脚步声，他回过头来，笑了一下：“醒了？去洗漱，饭快好了。”她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微微驼着的背，看着他被油烟呛得眯起的眼睛，忽然说了一句：“老李，等咱们从三亚回来，去照张相吧。”“什么相？”“合照。咱俩的合照。挂在客厅里。”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油锅里的鸡蛋煎焦了一角，他没有发现。她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