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南区工人住宅区。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晚。

约瑟夫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妻子玛丽亚把晚饭端上桌。土豆汤，黑面包，还有一小碟咸菜。汤很稀，面包是昨天的，硬得要用汤泡软了才能嚼动。大萧条都过去好几年了，日子还是这么紧巴巴的。不是工厂不开工，是开工了也挣不够。

“约瑟夫，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玛丽亚把一份《芝加哥论坛报》放在桌上。头版标题大得吓人——“美共武装入侵加拿大，英军奋勇击退来犯之敌”。

科瓦尔斯基拿起报纸，看了一眼就放下了。

他端起汤碗，喝了一口。

“你信吗？”

玛丽亚在他对面坐下来。

“信什么？”

“信这个。”他用下巴指了指报纸。“共产党过河去打英国人。你信？”

“我在钢铁厂干了这么多年。厂里的工人，一半是美共的，一半不是。、

美共的那些人，他们是有想法，但他们是疯子吗？打过河去打加拿大？打完了呢？加拿大那冰天雪地的地方，有什么好打的？他们连美国还没解放呢，就跑去打加拿大？”

“玛丽亚，我跟你说，这一看就是联邦政府编的。

他们想打仗。打共产党。但自己不敢动手，让英国人先上。英国人打输了，他们就编个故事，说是共产党先动的手。

这样他们就有理由扩军，有理由征兵，有理由把美国人民的儿子送到战场上去。”

玛丽亚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

“你觉得会打仗吗？”

科瓦尔斯基把面包咽下去，

“现在已经在打了。我厂里的工友，他哥哥在底特律，亲眼看见的。

英国人的炮从河对岸打过来，炸了底特律的工厂。不是共产党过河去打英国人，是英国人过河来打我们。”

“那你觉得谁是对的？”

“玛丽亚，你说政府说共产党是坏人。

可共产党在底特律给工人盖了房子，在芝加哥办了免费的诊所，在克利夫兰让工人的孩子上了大学。

政府做了什么？政府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新政’，给了我们几个水坝，几条公路，几个公共工程。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萧条都多少年了，美国人民的日子好起来了吗？我看是没有的，只有在美共同志们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和德国、和欧洲那样的人人平等的世界。”

“玛丽亚，我不是共产党。但我知道，共产党做的那些事，不是坏事。”

纽约，曼哈顿上西区。同日晚。

亨利·惠特曼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今天的《纽约时报》。

他是银行家，在华尔街工作了三十年，经历过一九二九年的大崩盘，经历过罗斯福的新政，经历过美国从谷底爬起来的每一个艰难时刻。

“美共武装越过边境，入侵加拿大领土。”

他把报纸举到灯下，又看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没有变。

“亨利，你怎么看？”妻子玛格丽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一块擦碗布。

惠特曼把报纸放下，

“政府这么说，应该有政府的道理。”

“你相信？”

惠特曼沉默了几秒。

“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目前需要团结。

罗斯福总统这几年的政策，虽然有些我不太同意，但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做事。

共产党那八个州，已经是国中之国了。如果他们再和外国人勾结，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玛格丽特从厨房里走出来，在他对面坐下。

“亨利，你儿子下个月就满十八岁了。”

惠特曼的手指在报纸上停了一下。

“我知道。”

“如果打仗，他会被征兵的。”

惠特曼把眼镜戴上。

“所以更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如果他们赢了，这个国家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国家了。”

玛格丽特看着他，看了很久。

“亨利，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底特律的工人愿意跟他们走？为什么芝加哥的工人愿意跟他们走？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人，放着好好的美国公民不做，要去当什么‘美国人民解放军’？”

惠特曼站起来，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

“玛格丽特，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该问的。

我们该做的是相信政府，支持政府，和政府站在一起。

国家乱了，我们的钱就不值钱了，我们的房子就不安全了，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了。”

“我们的孩子现在就有未来了吗？”

“他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考的那些试，毕业之后能找到的工作——你觉得这些比底特律的工人子弟好到哪里去了？”

惠特曼把那杯威士忌喝完了，放下杯子，杯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咚”。

匹兹堡，工会大厅。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

匹兹堡的钢铁工会在东区有一栋老房子，红砖外墙，窗户很大，门楣上刻着一行字：“团结就是力量。”

今天，工会大厅里挤满了人正在激烈的辩论。

“你们看看这个！”

约翰·莫兰把一份《匹兹堡新闻报》拍在桌上。

“政府说共产党过河去打加拿大人。你们信吗？我告诉你们，是英国人先开的炮！英国人想过河来打我们！”

莫兰四十七岁，钢铁工人，工会积极分子。

“约翰，你冷静点。”托马斯·凯利坐在长桌的另一端，他是工会的副主席，民主党人，支持罗斯福。

“政府有政府的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全部事实。”

“事实？事实就是英国人打了败仗，政府帮他们编故事。

然后呢？然后政府就有理由扩军，有理由征兵，有理由把我们送上前线。”

“约翰，你说得对，我们不想打仗。”凯利放下咖啡杯。“但你说政府编故事，你有证据吗？”

莫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这是现在人人都在传的真相，英国人的炮弹落在底特律南郊的工厂区，炸死炸伤了好几十个工人。这不是侵略是什么？”

凯利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又递回去。

“约翰，一张纸条不能当证据。”

“那什么能当证据？等英国人的炮弹落到匹兹堡来吗？”

大厅里又吵了起来。有人站在莫兰一边，有人站在凯利一边，有人两边都不站，只是抽烟、喝茶、看热闹。

吵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结论。

旧金山，码头区。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晚。

西海岸离底特律远，远到那边打仗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关心谁对谁错了。

码头上的人关心的是——明天的船还装不装货，后天的工资还发不发，下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得起。

码头工人吉姆·多诺万坐在栈桥的尽头，脚悬在水面上方，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嘿！吉姆，你听说了吗？”

工友汤姆·布伦南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听说什么？”

“东边打起来了。共产党和英国人。”

多诺万喝了一口啤酒。“哪个共产党？哪个英国人？”

“美国的共产党，还有从英国跑出来的那个英国政府。”

多诺万把啤酒瓶放在栈桥的木板上，发出轻微的叮的一声。

“汤姆，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关心谁打谁。我只关心——我明天有没有活干。”

布伦南沉默了几秒。

“吉姆，你说共产党是坏人吗？”

多诺万看着海湾对岸的灯火。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萧条那几年，我差点饿死。谁帮了我？不是政府。

是工会。工会里的人，有些是共产党，有些不是。但他们都帮我了。帮我找了活干，帮我付了房租，帮我孩子在圣诞节能收到礼物。”

他拿起啤酒瓶，又喝了一口。

“汤姆，我跟你说，什么主义不主义的，老百姓不懂。老百姓懂的是——谁能让我吃饱饭，谁能让我孩子上得起学，谁能让我老了不饿死。

谁做到这些，谁就是好人。谁做不到，谁就是坏人。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