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
圣日耳曼大道172号。
李寻推开花神咖啡馆的门。
白色遮阳篷下的藤椅已经坐了三成。
五月的巴黎不算热，路上两个美国游客正对着菜单皱眉，相机搁在桌角。
他还没跨进门槛，吧台后面就有人抬了抬手。
“又见面了，Rhine，听杰克说你上周带了一个女孩来店里？”
吧台侍者阿兰，李寻的老熟人，白衬衫黑马甲，他手里的咖啡杯正搁在滴漏下，眼睛没看杯子，看着门口。
“是的Alain，一个朋友。”李寻往里走。
“老规矩？”
“老规矩。”
阿兰把咖啡杯推到吧台另一头，那是给别人的。真正的老规矩不需要问，他在等李寻路过的每一站打完招呼。
第一站：吧台。
“Lejeunemaîtrearrive。”（小大师来了。）
说话的人是克洛德，六十三岁，退休的历史教授，住在圣日耳曼大道拐角的公寓里。
他每周周三也会准时出现在吧台最左端，喝一杯浓缩，配一小杯气泡水，据说这套程序他维持了三十四年，比他婚姻还长三年。
“Claude先生。”李寻点一下头回应。
“又是星期三。”克洛德用食指敲敲自己的腕表，一块老款卡地亚坦克。
“你准时得像瑞士钟表。”
“您夸张了。”李寻嘴角动了一下。
“我从不说夸张的话。”克洛德端起杯子，浓缩只剩杯底一圈棕色。
“准时是国王的礼貌，显然也是裁缝的。”
“我不是裁缝。”
“你裁剪面料，拼接，披挂在身体上，你不是裁缝你是什么？”
“Unrêveur。”（一个做梦的人。）李寻开了个小玩笑。
克洛德大笑，惊得旁边正在往可颂上抹黄油的男人抬起头。
那人把黄油刀搁下，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李寻认得他，吕克，《世界报》文化版编辑，四十出头，发际线已经退到头顶后半程。
他是花神周三帮的固定成员，每天两点到，一份煎蛋一份黑咖啡，雷打不动。
“Luc。”
“小Rhine，曼联还是巴萨？”吕克笑着问。欧冠决赛就在下周三，罗马奥林匹克球场，全欧洲都在讨论这场比赛。
李寻没立刻回答。
2009年欧冠决赛。
巴萨对曼联。
没吸对吸螺。
没吸头球破门，那是他在欧冠决赛上的第一个头球。
埃托奥开场十分钟的进球反而没人记得那么清楚了。
弗格森爵士的手在发抖，转播镜头切过去的时候，那双颤抖的手。
那年他也看了，周围全是曼联和吸螺粉丝的咒骂声。
“怎么样？”
“我谁都不支持。”
“什么意思？”
“我之前说过了，我支持卢卡·莫德里奇。”
吕克愣住了，克洛德也愣住了。
半秒后，吕克先反应过来，猛地一拍吧台：“Rhine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克罗地亚人！热刺！热刺今年连欧冠都没进！”
“我知道。”李寻笑着点头。
“那Rhine你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他会赢下一切，所以我这次看好巴萨，因为我喜欢他们的中场。”
吕克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转向克洛德：“我跟你说过了，他永远这样。”
“哪样？”李寻问。
“总喜欢一些中场球员。”
李寻没再接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阿兰把一杯浓缩推到吧台上，旁边一小杯气泡水。
“谢谢，Alain。”
“客气。”
李寻转身朝楼梯走去，
二楼。
推开那扇玻璃门的瞬间，一楼的嘈杂被人直接关了音量。
花神的二楼是另一个世界。
卡座，桃花心木护壁，镜子反射着窗外五月的光。
二楼没有吧台，没有站着喝浓缩的人，没有游客对着菜单交头接耳。
这里的人不说话，至少不大声说话。他们是来看书的，来写东西的，来一个人坐着的。
李寻往里走。
靠门第一张桌子坐着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女人，大概五十岁，手里拿着一本伽利玛出版社的校样。她抬头看了李寻一眼，点了下头。
李寻微微欠身回礼。
莱奥妮，巴黎某家独立出版社的编辑。
李寻不知道具体是哪家，没问过。
她也不知道李寻是做什么的。
两个人在花神二楼已经做了一年的陌生熟人，互相叫不出名字，只凭点头和眼神维持一种默契。
她喜欢靠门的位置，因为光线不那么亮，适合长时间看稿。
第二张桌子空着。
桌上放着一只烟灰缸，但里面没有烟灰。2008年室内禁烟令之后，二楼的烟灰缸就成了摆设。有些人还是会习惯性地把打火机搁在桌上。
第三张桌子和第四张桌子都有人。
第三桌是个穿灰西装的老先生，面前摊着一本皮面笔记本，手里握着一支万宝龙钢笔，墨水是蓝色的。
他从李寻进门就没抬头。
第四桌……
一个年轻男人在敲电脑。
他大概二十五六岁，头发有些乱，衬衫领子一边翘着，键盘被他敲得噼里啪啦响，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法文。
他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抬起头。李寻的目光已经移开了。
第五张桌子。
沿街靠窗。
李寻走过去，把随身带的皮面速写本放在桌上，然后坐下。
窗外是圣日耳曼大道，街对面是LesDeuxMagots，双叟咖啡馆，花神的百年宿敌。
此刻双叟的露台上也坐了不少人，有个戴墨镜的女人正对着手机说话，手势很大。
双叟咖啡馆现在正处于125周年庆典后的余韵中，它既是历史的活化石，也是一家活在当下的、生机勃勃的巴黎地标。
它位于圣日耳曼德普雷区的核心，具体是圣日耳曼大道170号，与街对面的花神咖啡馆（172号）仅数步之遥。
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它与巴黎知识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名字“双叟”源自店内两根巨大柱子上挂着的两尊清朝木雕像。
这两尊穿着官服的东方人偶，从最初的一家丝绸内衣店开始，就默默注视着来往的文人墨客，早已超越了装饰，成为咖啡馆的图腾和文学见证者。
和花神一样，这家咖啡馆自1933年起设立的双叟文学奖，旨在发掘文学新锐，奖金虽不丰厚，但获奖者将获得在双叟享用一年的免费咖啡、专座和刻上名字的专属酒杯，这份荣誉远非物质价值可比。
李寻记得2009年的获奖者是伯努瓦·迪特尔特的小说《旅途的孩童》。
评审会由文学界名流组成，在咖啡馆内进行激烈讨论，延续着将自身作为文学现场的使命。
至于两家咖啡馆是宿敌的原因有很多。
双叟是前辈，被誉为“文学咖啡馆的鼻祖”。
它的黄金阵容属于更早的“迷惘的一代”和超现实主义者。
王尔德、纪德、海明威在这里构思他们的故事，而超现实主义教皇安德烈·布勒东更是将这里当作大本营。
毕加索和朵拉·玛尔在这里相遇，加缪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花神的阵营则是革命者与新浪潮。
二战后，以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圈子“叛逃”到了花神。
原因有几分务实，花神楼上冬天有暖炉。
于是，花神取代双叟，成为新一代思想和艺术革命的策源地。
萨特在这里写下了《存在与虚无》，波伏娃在这里酝酿《第二性》，花神的氛围更像一个激进的编辑部。
甚至老佛爷卡尔·拉格斐也喜欢来这里。
……
而在李寻2005年年底加入花神后，这里的氛围比对面更浓郁了，他喜欢看足球，一楼很多顾客都喜欢听李寻的预测和见解，在2006年他公开支持意大利夺冠，结果差点被赛前疯狂支持法国的球迷给揍了，而决赛过后，花神咖啡馆的“周三帮”应运而生……这急得对面双叟老板亲自来挖他。
……
速写本摊开。
第一页是空白的。
李寻从上衣内袋里抽出一支自动铅笔。
辉柏嘉，0.5mm铅芯，笔身是深绿色金属，他用拇指按了两下笔尾，铅芯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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