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

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Leslie，帮我拉着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