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端着餐盘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国荣旁边。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