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美兰在左声道循环，古筝在右声道往前走。

“第十八版，”他说，“压了母盘了。”

许鞍华走过来，把红蓝铅笔搁在石板上。

笔杆磨得发亮，握痕处那个凹槽还在。

“这支笔，”她说，“歇了七天了。”

周慧芳走过来，把那张纸片放在石板边缘。

1981年10月9日，债券第一期兑付完成，缺口已填平。

她看着那行字，忽然说：“赵总昨天接到个电话。”

几个人都看着她。

“台北打来的。新闻局电影处的人问，金像奖第二届，台湾的片子能不能报名？”

威叔愣住了。

谭咏麟愣住了。

张国荣抬起头，看着周慧芳。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只是问问。说如果政策允许，有几部新电影想送过来参展。”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哪几部？”

“侯孝贤的《风儿踢踏踩》，杨德昌的筹备中的那部，还有几个新人的短片。”

黄沾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人群后面。

他嘴里叼着烟，没点。

“老顾，”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第一届金像奖？”

顾家辉点点头。

“台湾来了谁？”

“侯孝贤、杨德昌、李行。”

黄沾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手里。

“今年要是政策真的开了，”他说，“来的就不止他们几个了。”

威叔蹲在石板旁边，听着他们说话。

他看着那最后一瓣花。

风一吹，晃了晃。

没落。

十一月十七日，《联合报》头版。

标题用了二号字，比平时大一号。

“新闻局宣布放宽电影审查，《槟城空屋》拔得头筹”。

副标题：“三十年来首部完整呈现南洋华人历史之香港剧情片，十二月十日起全台联映”。

报道占了半个版。

记者采访了电影处处长，采访了真善美戏院经理，采访了排队买票的观众。

最后一段，引了一个年轻人的话。

“我阿公是南洋回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来不提那些事。我问过他几次，他都摆摆手说，过去了，别提了。他走了以后，我翻他的遗物，翻出一张老照片，是他在橡胶园拍的，背后写着1942年。我不知道那年他经历了什么。我想看看这部电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答案。”

十一月十八日，台北市金华街，一间老旧的日式平房里。

侯孝贤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摊着一份《联合报》。

他三十四岁，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

对面坐着杨德昌，三十四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

两人中间放着一壶茶，凉了。

“你看了没有？”杨德昌问。

侯孝贤点点头。

“《槟城空屋》。”

“我知道。你看了没有？”

杨德昌摇摇头。

“没上映怎么看？”

侯孝贤把报纸，往他那边推了推。

“看这个。”

杨德昌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侯孝贤没回答。

他看着窗外那棵老榕树，叶子落了一半。

“德昌，”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去香港？”

“记得。”

“参加金像奖。二十一个人，坐成一排。香港的，大陆的，台湾的，南洋的。”

杨德昌没说话。

“那时候我就想，”侯孝贤说，“这种场合，什么时候能在台湾办一次？”

杨德昌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

“现在门开了条缝。”

侯孝贤点点头。

“门开了条缝，”他说，“就看有没有人往里挤。”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赵鑫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台北真善美戏院的传真。

《槟城空屋》十二月十日起，台北三家影院同步公映。首周预售票已售出七成。有观众凌晨四点就来排队。

第二份，新闻局电影处的公函。

“关于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参展事宜，我方正在研究中。如有明确结论，将另行告知。”

第三份，谢晋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很短。

“小赵：台湾的事，我听说了。门开了条缝，好事。成荫说，这事跟你有关系。我说，不是跟他有关系，是跟那部片子有关系。片子拍出来了，让人看见了，门自然就开了。你那边《故土之心》，什么时候杀青？我等着看。”

赵鑫把三份文件收进抽屉。

和那封1979年的信，放在一起。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凤凰木下，威叔正蹲在石板旁边。

那最后一瓣花，还挂着。

十一月二十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的水泥庙台阶修好了。

他蹲在台阶上，看着庙里那三尊泥像。

关公。

妈祖。

杨六郎。

三十二年。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放在门槛上。

是1957年母亲寄来的那张。

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他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对着那张照片，轻声说了一句话。

“娘，门开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备忘录。

李光耀先生指示：将《应》列入国家博物馆常设放映片目，与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放映频率，每周两场，中英文字幕。

另：邀请谢晋导演，于1982年3月来新，举办首届“华语电影大师班”。授课主题：“如何拍出母亲的手”。

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去凤凰木下看。

那最后一瓣花，落了。

落在石板上，落在周伯那封信旁边，落在谭咏麟那张船票上面。

他把花瓣捡起来，放在掌心。

很轻。

比一张信纸还轻。

他把花瓣放在石板上，和那八样东西挨着。

一封信，一张船票，一个笔记本，一块糕，一盘磁带，一张五线谱，一支铅笔，一张纸片，一瓣花。

九样东西。

他蹲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开花的时候到了！落花的时候也到了！明年还会开的！”

没人回答他。

但食堂里，有人推开门走出来。

谭咏麟。

张国荣。

徐小凤。

邓丽君。

顾家辉。

黄沾。

许鞍华。

周慧芳。

他们走到树下，围成一圈。

看着石板上那九样东西。

看着那瓣刚落的花。

赵鑫最后一个走过来。

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瓣花。

“威叔，”他说，“这瓣花，能不能留着？”

威叔看着他。

“留着？”

“嗯。留着。明年花开的时候，拿出来比比，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红。”

威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

“那就留着。”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是空的，周伯那封信他揣着，这个是他备用的。

他把那瓣花装进去，封好口。

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

1981年11月22日，凤凰木最后一瓣花。

他把信封放在石板上，和那九样东西挨着。

十样东西。

“周伯，”他说，“你看见了没？”

没人回答。

但风从海上吹过来，吹过凤凰木的枝丫。

吹过石板上那十样东西，吹过十个人的脸。

很轻。

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