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除夕。

台北市金华街那间日式平房里，侯孝贤站在厨房里，盯着锅里的红烧肉发呆。

火开得太大了，汤汁快收干了。

他手忙脚乱地关小火，加了一勺水。

锅铲在锅里胡乱搅了几下，溅出来的油点，沾在衬衫袖口上。

他没管。

客厅里电话响了。

他擦了擦手，走过去接起来。

“孝贤，我到巷口了。你那栋到底是哪一栋？”

是杨德昌的声音，背景音里有鞭炮声和孩子笑闹声。

“挂着红灯笼那栋。”

“哪来的红灯笼？”

侯孝贤扭头看了一眼门口。

没有红灯笼。

“那就…你找门口有棵榕树那栋。”

“整条巷子都是榕树。”

侯孝贤沉默了两秒。

“你站着别动，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他把煤气灶关掉，套了件外套出门。

巷子里，杨德昌穿着一件深灰色厚外套，围巾裹到下巴，站在一家卖春联的铺子门口。

手里拎着一瓶金门高粱，和两盒凤梨酥。

“不是说二十分钟吗？”侯孝贤走过去。

“路上堵车。”杨德昌把凤梨酥递给他，“从台中寄来的？”

侯孝贤看了一眼包装盒上的地址。

“我妈不寄这个。是我去买的。”

杨德昌愣了一下。

“你买的？你不是从来不做这种…”

“进屋再说。”

两人进了屋，侯孝贤把那两盒凤梨酥放在茶几上，又进厨房去看那锅红烧肉。

杨德昌在客厅里转了一圈。

书架上摆满了书和录像带，茶几上摊着几本翻开的笔记，还有一叠手写的稿纸。

他低头看了一眼，最上面那页写着几个字：《风儿踢踏踩》分镜草稿。

侯孝贤端着两碗饭出来，饭上浇了红烧肉汤汁，旁边搁着筷子和汤匙。

“先吃饭。菜凉了不好吃。”

杨德昌在餐桌边坐下，看着那四菜一汤。

红烧肉、煎黄鱼、炒青菜、卤花生，一锅萝卜排骨汤。

“你做的？”

“嗯。”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去年。”

杨德昌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嚼了两下，没说话。

侯孝贤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给杨德昌倒了一杯。

“不好吃？”

杨德昌把那块肉咽下去。

“咸。”

侯孝贤也夹了一块，嚼了嚼。

“是有点咸。”

他把酒杯端起来，对着杨德昌。

“除夕快乐。”

杨德昌也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两人各自喝了一口。

侯孝贤放下酒杯，拿起筷子，又夹了一筷子青菜。

“你那部片子，筹备得怎么样了？”

杨德昌知道他在问什么。

“《海滩的一天》。”他说，“剧本还在改。张艾嘉那边档期没问题，但资金还差一点。”

“差多少？”

“一百二十万。”

侯孝贤没说话，又喝了一口酒。

杨德昌看着他。

“你那部呢？”

“《风儿踢踢踏》。”侯孝贤说，“春节后开机。资金够了，演员也定了。凤飞飞、钟镇涛、陈友。”

杨德昌点点头。

“香港那边的人？”

“嗯。鑫时代的。”

杨德昌的筷子停了一下。

“赵鑫那边？”

“对。”

侯孝贤把碗里的饭扒完，又盛了半碗。

“你跟他熟吗？”

杨德昌想了想。

“去年金像奖见过一面。聊了十几分钟。”

“聊什么？”

“聊电影。聊他那个‘五感’的说法。”

侯孝贤看着他。

“你怎么看？”

杨德昌没立刻回答。

他把酒杯端起来，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

“他那部《槟城空屋》，我看过。”

侯孝贤点点头。

“我也看过。”

杨德昌把酒杯放下。

“你知道我最佩服他什么吗？”

“什么？”

“他把那些东西拍出来了。”

杨德昌说，“那些我们一直想说、但不知道怎么说、或者不敢说的东西。他拍出来了，还让人看见了。”

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

“他那部《民国时期的爱情》，1980年拍的。成本四百二十万，亚洲票房两千两百万，后续周边收入一千八百万。总回报率八百五十二个点。”

杨德昌看着他。

“你算过？”

“吴念真给我算的。”

侯孝贤说，“他说，如果台湾电影能有这种回报率，就不用每次都找中影要钱了。”

杨德昌笑了一下。

“那也得先有那种片子。”

侯孝贤端起酒杯。

“会有的。”

杨德昌也端起来。

两人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

窗外传来鞭炮声，比之前更密集了。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红的绿的黄的，在夜空中炸开又落下。

杨德昌忽然问：“你父亲，哪年走的？”

侯孝贤愣了一下。

“1975年。怎么了？”

“没什么。”杨德昌说，“我父亲也是那一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侯孝贤站起来，走到茶几边，从那叠手稿里抽出一张照片。

走回来，把照片放在桌上。

是《槟城空屋》的剧照。黄月萍穿着月白旗袍，站在蓝屋门口，把那件旗袍抖开，对着光看。

“这个镜头，四十七秒。”

他说，“她没说话，没动，就那么站着。”

杨德昌看着那张照片。

“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旁边有个老太太哭得差点背过气去。”

侯孝贤点点头。

“我后来想，她哭的不会是黄月萍，哭的怕是是她自己。”

杨德昌没说话。

侯孝贤把照片收起来。

“德昌，你那部《海滩的一天》，讲什么的？”

杨德昌想了想。

“讲一个女人。她丈夫出海失踪了，她等了三年，最后决定改嫁。改嫁那天，她丈夫回来了。”

侯孝贤看着他。

“那她改不改？”

杨德昌笑了一下。

“你猜。”

侯孝贤没猜。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又给杨德昌倒了一杯。

“我敬你。”

“敬什么？”

“敬那个等了三年的女人。”

杨德昌端起酒杯。

“也敬那个回来了的男人。”

两人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新加坡，总统府。

李光耀的书房里，灯还亮着。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文件。不是《故土之心》的剧本了，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提交的年度报告。

报告最后一页，写着几行字：

“1981年度，博物馆常设放映厅观影人次统计：

《1965年建国档案》：四万三千二百一十七人次。

《应》（谢晋导演作品）：三万八千九百零四十三人次。

其中，重复观影人次占比：《应》为百分之三十一，《建国档案》为百分之十七。”

李光耀把报告合上。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草坪上没有人，只有几盏路灯亮着。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是附近的华人住户在过年。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十二月，他第二次见赵鑫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

“从‘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到‘自己建一个新家的人’，这条路要走多久？”

赵鑫当时没回答。

现在他知道了答案。

不是多久的问题。

是走了的人回不来，留下的人，得自己建。

他转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启明，通知香港那边，《故土之心》的拍摄安排，按原计划执行。告诉许鞍华导演，那场修水管的戏，我不去片场看了。让她专心拍。”

电话那头，陈启明沉默了两秒。

“总理，您之前说要去看的…”

“我知道。”李光耀说，“但那是她第一次拍这么大的戏，我在场，她会紧张。”

他顿了顿。

“等她拍完了，请她来总统府吃顿饭。那时候再看。”

香港，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就起来了。

他把食堂门口那块石板擦干净，又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枝头那几个绿豆大的芽点，比昨天又大了一点。他用手摸了摸，硬硬的，像还没睡醒。

他把木盒从屋里抱出来，放在石板上。

打开盒盖。

十二样东西，整整齐齐码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