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的桌上，堆着三个月没拆的信件和杂志。

威叔帮他收着，用橡皮筋一扎一扎捆好，每一扎上贴着小纸条，写着收到的日期。

他坐下来，一封一封地拆。

第一扎是六月的。最上面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永宁镇的老宅地基。

那片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碎砖头、烂木头、杂草，都没了。

地基上立着一块新碑，青石质地，不高，但看着敦实。

碑上刻着十六个名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

信里说，是周师傅自己出的钱，找人刻的碑。

刻了三天，他在旁边蹲了三天。

刻完了，摆了一碗饺子，供了一炷香，就回去了。

以后每年除夕，他来摆一碗饺子。

他儿子孙子，以后也会来。

赵鑫看着那张照片。

废墟没了，碑立起来了。

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风吹不走，雨打不掉。

他看着那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十六个人是怎么死的，碑上没写。

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挣扎，他们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光。

最后听见的声音，最后喊出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名字。

整整齐齐。

规规矩矩。

他想起小时候，镇上也有这样的碑。

立在祠堂门口，刻着历代先祖的名讳。

逢年过节，族人烧香磕头，没人问那些名字后面的人，这辈子过得苦不苦，死的时候疼不疼。

名字刻在石头上，人就变成了一笔一划。

痛苦被过滤干净，只剩下秩序。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把照片放在桌上，拿起第二封信。

是内地一个导演寄来的。

信里说，他的新片拍完了，送审没过。

领导说太伤感，不符合时代精神。

他问了一句：“时代精神是什么？是只有笑，没有哭吗？”

领导没回答他。

片子可能要改。

但会改成什么样子，他还不知道。

可是他会改的，因为想上映。

“我改的时候，忽然想起您一句话。您说，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相信的东西。我想让观众相信，生活是有希望的，痛苦是会过去的。所以我得改，不能让他们看了更难受。”

赵鑫把信折好。

放在照片旁边。

他想起这个导演，以前给他看过剧本。

写的是一个老人找失踪的儿子，找了十年，最后找到一座坟。

剧本最后一场，老人在坟前坐了一夜，天亮时站起来，往回走。

镜头拉远，荒野里就剩一条细细的路。

现在这个结尾，大概不会有了。

观众不需要看见那个老人坐一夜。

观众只需要知道，他最后站起来，往回走了。

痛苦被剪掉，只剩下“往前走”的姿态。

他把信放进抽屉，又拿起第三封。

是谢晋寄来的。

信里说，电影局开了一个会，讨论观众流失的问题。

会上吵得很厉害，有人说观众变了，有人说审查太严。

吵到最后，有个年轻编剧问了一句话：“咱们现在能让观众信什么？”

没人答得上来。

谢晋在信的最后写道：

“小赵，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想，你那儿可能有。”

赵鑫看完信，没动。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

阳光照在叶子上，泛着一层油亮的光。

叶子很绿，很整齐，一片挨着一片，风吹过来，它们一起轻轻摇晃，规规矩矩的，谁都不出格。

他忽然想起永宁镇老宅的废墟。

那些碎砖烂瓦被清理干净了，杂草被拔光了，地基上立起一块碑。

废墟变成了墓地，混乱变成了秩序，恐惧变成了名字。

那十六个人受过的苦，挣扎过的夜晚，喊过的名字，流过的泪，全部被抹掉。

只剩下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

后来人去烧香磕头，看着那排名字，心里安宁，觉得都过去了，就都会好。

可那些痛苦，真的过去了吗？

还是说，只是被压在了那块碑下面，被压成了看不见的东西？

他想起小时候，祖母说过的话。

镇上发大水那年，淹死了十几个人。

事后镇上人凑钱立碑，刻上死者的名字。

碑立起来那天，祖母没去。

她坐在家里，对着墙上祖父的遗像，说了一句话：

“人死了，名字刻在碑上，就当这事完了。可他们死的时候，水灌进嘴里，喊不出声的那种滋味，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后来每次从那块碑前走过，他都会想起祖母那句话。

碑不知道。

碑只知道整整齐齐地站着，让活着的人安心。

1982年9月，赵鑫去了一趟永春。

邓丽君在那儿录民歌，已经住了大半年。

她带赵鑫，去见那些录过音的老人。

第一个是九十六岁的，躺在床上下不来。

邓丽君把录音机放在床头，老人就躺着唱，声音细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唱完一首，她拉着邓丽君的手，说了一大段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她这辈子唱这些歌，从来没录下来过。今天录了，她死了也值了。”

第二个是八十九岁的，还能走路。

她唱完一首，忽然忍不住哭。

哭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这首歌是她娘教她的。她娘死的时候，她不在跟前。现在唱这首歌，就像又看见她娘了。”

第三个是九十二岁的，是个瘦小的阿婆，头发全白了，眼睛却亮得很。

阿婆坐在院子里，唱了一首歌。

唱完，她看着赵鑫，又说了几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谢谢你让人来听我唱。我还以为，这些歌要跟我一起，埋进土里呢。”

赵鑫没说话。

他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

老人的手很瘦，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枯树枝。

但那手握着他的时候，是有力气的，是暖的。

他忽然想：这只手，这辈子受过多少苦？

年轻时失去过什么人，中年时熬过什么样的日子，老了之后多少个夜晚一个人醒着。

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些苦，最后变成一首歌。

歌里没有那些苦。歌里只有调子，只有词，只有轻轻的声音，像风吹过芦苇。

老人把一辈子的痛苦，酿成了这首歌。

然后唱出来。

唱给一个陌生人听。

1982年10月，赵鑫回到香港。

周慧芳进来汇报工作，说完报表上的数字，又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是永宁镇那块碑。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碑立在那儿，周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像朝鲜。

他看着那张照片，想起祖母那句话：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碑知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朝鲜人所有的苦，都被清理干净。

都被变成名字刻在石头上，都被过滤成“往前走”的姿态，都被整整齐齐地摆进秩序里。

没有人再问那些苦，是什么滋味。

那才是最大的恶，且这种恶，不是制造痛苦的人。

是那些把痛苦，变成秩序，然后假装痛苦不存在的人，甚至为此欢呼喝彩的人。

他放下照片，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凤凰木，叶子已经落光了。

光秃秃的树枝，朝着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的手。

那只手很瘦，很轻，握着他的时候，却是有力气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那个笔记本。

不是因为要写什么。

是因为那个本子是空的。

空的，才能装下那些，还没被变成秩序的东西。

他回到桌前，打开抽屉，把那张照片放进去。

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他合上抽屉，没有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