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迫自己不再去回想那些恐怖的画面，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粗糙的树皮纹理，空气中松柏的清香，远处同学们隐约的交谈声，以及头顶那片，依旧湛蓝、高远、仿佛亘古不变的秋日天空。

然而，那片天空，在他眼中，似乎也蒙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郝楠仁的记忆，如同一个恶毒的诅咒，将他眼前这庄严、宁静、充满历史美感的一切，与一个黑暗、血腥、不堪想象的未来，强行链接在了一起。

“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月依旧，关隘犹存，但物是人非，甚至，物也可能被彻底玷污、扭曲。

原来，历史的沉重，不仅仅存在于谌先生的讲述中，存在于泛黄的书页里。

它可能就潜伏在这美丽的风景之下，蛰伏在平静的时光之中，等待着某个时刻，以最狰狞、最残酷的方式，破土而出。

休息了约莫一刻钟，林怀安感觉好了一些，至少身体不再剧烈颤抖，脸色也恢复了些许血色。在吴教员和马文冲的陪同下，他重新回到队伍中。

同学们投来关切的目光，他勉强笑了笑，示意自己没事。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回程的车上，气氛比去时沉闷了许多。

或许是游览的兴奋劲儿过了，或许是谌先生那番关于“换了人间”的话语让大家心生感慨，又或许，只是单纯的疲惫。

林怀安依旧靠窗坐着，看着天坛那蓝色的宝顶在车后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秋日原野的尽头。

刘明伟递过来一支糖葫芦，他接过了，却没有吃。

那鲜艳的红色，此刻在他眼中，竟有些刺眼，让他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他默默地将糖葫芦放在了一边。

马文冲低声问：

“可好些了？方才真是骇人一跳。”

“好些了，许是昨夜没睡安稳。”

林怀安低声道，目光依然望着窗外飞逝的、渐渐变得繁华起来的街景。

北平的市井气息重新扑面而来，小贩的叫卖声，叮当的电车声，行人的喧嚣声……这一切充满了生的活力。

然而，天坛下那惊鸿一瞥的黑暗未来，却像一根冰冷的刺，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

周世铭不知何时坐到了他斜前方的位置，此刻微微侧过头，目光似乎不经意地掠过林怀安苍白的侧脸，停留了一瞬，那眼神深邃，似乎看穿了什么，又似乎只是寻常的一瞥，随即又转了回去，继续望着前方，帽檐下的表情模糊不清。

车子摇摇晃晃，载着一车心思各异的年轻人，驶向中法中学，驶向似乎按部就班、却又暗流汹涌的日常。

而林怀安知道，有些风景，一旦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记忆与注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天坛那庄严肃穆的蓝瓦金顶，从此在他心中，将永远与一片无法言说的、深重的黑暗和血腥的记忆阴影，纠缠在一起。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燕子依旧，堂前已非。而更可怖的是，或许不久之后，连这“寻常百姓家”的平静，也将被彻底撕碎，露出其下血淋淋的、被恶魔践踏的疮痍。

这念头，让他不寒而栗。

连续几日秋高气爽，昨日游览天坛的沉郁与惊悸，似乎也在这澄澈的秋阳下被冲淡了些许。

只是那深蓝色的祈年殿剪影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血色碎片，仍在林怀安心底某个角落，投下难以消散的阴影。

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拉回到眼前，拉回到课堂，拉回到那些具体而微的、可以把握的知识与技能上。

或许，唯有专注于“可知”、“可解”之物，才能暂时抵御对“未知”、“可怖”未来的恐惧。

下午是每周的选修课时间。

林怀安这学期选的是“简易测绘”，一则觉得或许实用，二则多少也与数学相关，希冀能借此补强自己最薄弱的环节。

授课的是一位姓胡的教员，约莫五十来岁，身材干瘦，皮肤黝黑，脸上总带着风吹日晒的痕迹，与学校里多数文质彬彬的教员气质迥异。

据说他早年曾在铁路勘测队待过，是真正的“实干派”，讲课不尚空谈，最重动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胡教员操着一口略带外省口音的官话，开门见山，“咱们这‘简易测绘’，光在教室里画图、演算不成，得拉出去，真刀真枪地练！

今儿个天儿好，正好，带你们去瞧瞧真家伙，练练手！”

学生们一阵低低的骚动，既感新鲜，又有些跃跃欲试。

能出校门上课，总是令人期待的，哪怕只是去不远处的城墙根。

胡教员所说的“真家伙”，是几套看起来颇为粗笨、却保养得相当仔细的木制仪器——简易经纬仪、平板仪、标杆和皮尺。

他仔细讲解了这些仪器的基本构造和使用方法，尤其是那架最主要的、带有望远镜和水平度盘、垂直度盘的简易经纬仪。

“咱们今儿个的目标，是测正阳门箭楼的高度！”

胡教员指着窗外依稀可见的城墙方向，眼中闪着一种近乎孩童般的、对“干活”的热忱，“这正阳门，俗称前门，是内城九门之首，这箭楼更是巍峨。

咱们不用爬到顶，就在底下，用咱们手里这‘家伙什儿’，把它有多高，给算出来！”

这目标一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兴趣。

正阳门箭楼，那是北平城里无人不知的地标，每日经过，仰望其巍峨，如今竟要亲手测量其高度？

一种参与历史、触碰真实的兴奋感，在教室里弥漫开来。

胡教员将学生分成几组，每组五六人，配发一套仪器，又详细交代了注意事项和安全纪律，特别强调要爱护公物（那些自制仪器看来颇费心血），更要遵守秩序，不得擅自离队。

然后，他便领着这几十号兴致勃勃的少年人，浩浩荡荡却又秩序井然地出了校门，穿街过巷，朝着前门方向走去。

秋日的北平街头，熙熙攘攘。拉着洋车的车夫吆喝着穿梭，挑着担子的小贩沿街叫卖“冰糖葫芦”、“驴打滚”，穿长袍马褂的先生与着旗袍的女士并肩而行，偶尔驶过的黑色小汽车引得行人侧目，墙根下还有晒太阳的老人和追逐嬉闹的孩童。

这生动而嘈杂的市井气息，与校园内的书卷气截然不同，让学生们感到既亲切又新奇。

林怀安走在队伍中，暂时抛开了连日来的阴郁，也被这鲜活的生活场景所感染。

“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或许，这踏实而琐碎的日常，才是抵御一切虚无与恐惧的基石。

不多时，便来到了正阳门箭楼之下。

仰头望去，这座始建于明代、历经重修的巨大城楼，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格外雄浑厚重。

青灰色的城砖饱经风霜，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厚重的城门紧闭着，上面布满碗口大的铜钉。

它沉默地矗立在那里，俯瞰着脚下川流不息的人群车马，见证着这座古都数百年来的沧桑变迁。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

骆宾王的诗句涌上心头，眼前的箭楼，便是这“城阙”最直观的体现。

胡教员选定了箭楼正面一块相对开阔、平坦的地面作为观测点。

他指挥各小组散开，保持适当距离，架设仪器。

一时间，学生们手忙脚乱起来。

有的负责扶稳三脚架，有的笨拙地调整着经纬仪上的水平气泡，有的扛着标杆不知该往哪儿站，有的拿着皮尺和笔记本记录，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不知这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折腾什么。

胡教员穿梭于各组之间，大声指导着：

“对，三脚架要踩实！水平，水平气泡要居中！标杆，标杆立直了！别晃！”

林怀安所在的小组，有马文冲、刘明伟，还有另外两位不太相熟的同学。

马文冲心思缜密，负责读数记录；刘明伟力气大，被安排去扶标杆；林怀安和另一位同学则协助调整仪器。

胡教员要求的测量方法是经典的“三角高程测量”：

在已知基线长度的两端（A、B两点），分别用经纬仪观测箭楼顶端（C点），测得两个垂直角，然后通过解算三角形，利用三角函数计算出楼高。

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问题百出。

首先是基线测量，用皮尺在并不完全平坦的地面上量取一段准确距离（胡教员指定了大约三十米），就因地面杂物、皮尺拉得不紧、读数偏差等因素，反复了几次才勉强得到胡教员认可。

接着是观测，那简易经纬仪的望远镜调焦不易，垂直度盘刻度粗糙，要精确瞄准箭楼那高高的檐角顶点，并读出角度，更是难上加难。

刘明伟扛着的标杆需要立在另一个观测点，他跑来跑去，累得满头大汗，标杆还总是不稳。

“怀安哥，这玩意儿比扛麻袋还累人！”

刘明伟苦着脸抱怨。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测绘之事，最需耐心细致。”

马文冲一边记录着林怀安报出的模糊角度读数，一边叹道。

他记录的纸上已经涂改了好几次。

林怀安眯着一只眼，费力地从望远镜狭窄的视野里寻找着那个小小的、随着手持微颤而晃动的箭楼顶尖，额上也渗出了细汗。

他按照胡教员教的方法，在A点测了一个仰角，记下；然后小组一行人带着仪器，呼哧呼哧地挪到三十米外的B点，重新架设、调平、瞄准，再测第二个仰角。

这期间，其他小组也大抵如此，现场一片忙乱，惊呼、抱怨、讨论声不绝于耳。

好容易两组角度数据（都带着不小的估计误差）拿到手，接下来是计算。

胡教员将各组成员召集到一旁相对安静的墙根下，让大家现场计算。

他给出了一个公式，是基于两个观测点、基线长度和两个仰角，利用三角函数正切关系和三角形正弦定理，联立求解楼高的公式。

公式本身不算极其复杂，但代入具体数值，尤其是带有误差的角度值（以“度、分”表示，还需换算）后，计算过程颇为繁琐，需要查三角函数表，进行多步乘除加减。

“都仔细算！

不许交头接耳，各自算出结果，然后我们取个平均值，再与实际记载的箭楼高度对照，看看谁测得准！”

胡教员背着手，看着学生们抓耳挠腮地开始摆弄计算尺、对数表、算盘（有人竟带了小算盘）或者干脆心算笔算，脸上露出一丝“就知道你们会这样”的、带着点促狭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