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远方的炮声(1 / 1)

一八〇九年四月的一个清晨,弗里德里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弗里茨!快起来!”

是卡尔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带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兴奋。

弗里德里希披上外套,打开门。卡尔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脸涨得通红。

“奥地利宣战了!”

弗里德里希愣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

“奥地利!对法国宣战了!”卡尔把报纸塞到他手里,“你看!”

弗里德里希低头看那张报纸——那是柯尼斯堡最新出的一份传单式小报,印刷粗糙,字迹模糊,但头条标题清清楚楚:

“奥地利皇帝向法国宣战!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开始!”

他的手微微发抖。

“什么时候的事?”

“四天前!消息刚从维也纳传过来!”卡尔抓住他的胳膊,“费希特今天肯定要讲这个!快走!”

两个人连早饭都没吃,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大学门口已经聚了很多人。

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广场上,有的在争论,有的在传看报纸,有的满脸兴奋,有的神情凝重。弗里德里希看到几个平时趾高气扬的正式生,此刻也顾不上身份,和旁听生挤在一起交换消息。

“奥地利能打赢吗?”

“他们和英国结盟了!英国出钱!”

“普鲁士呢?我们怎么办?”

“国王不敢动,法国人还在柏林驻扎着……”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

汉斯从人群里挤过来,脸色比平时更沉。

“听说奥地利的主力已经向巴伐利亚推进了,”他说,“拿破仑正在从西班牙往回赶。这场仗,几个月内就能见分晓。”

“你觉得谁能赢?”卡尔问。

汉斯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奥地利赢。但……”他没有说下去。

钟声响了。

人群开始往教学楼里涌。弗里德里希被夹在人流中往前走,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想起父亲在耶拿失去的那条腿,想起施泰因说的那些话,想起费希特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字。

奥地利宣战了。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

可是普鲁士呢?普鲁士在哪里?

费希特今天的课,只讲了不到半个时辰。

他站在讲台上,没有讲义,没有书本,只是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沉默了很久。

“你们已经知道消息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沙哑,“奥地利对法国宣战。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

“有人在问:普鲁士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国王为什么不宣战?我们为什么要看着?”

他的声音忽然抬高:

“因为普鲁士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四年前的那场溃败,让我们失去了整整一代人、整整一代军队、整整一代时间。”

“但这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的理由。”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

“致德意志民族”

“这是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他说,“或者说,是一封公开信。写给所有德意志人,不管他们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巴伐利亚、在萨克森,在任何一个四分五裂的邦国里。”

他转向学生,目光灼灼:

“我要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唱着同一种歌谣,读着同一种诗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有共同的未来。分裂不是我们的宿命,统一才是。”

教室里一片寂静。

“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费希特继续说,“我会把它印出来,散发到德意志的每一个角落。也许会有用,也许没用。也许奥地利会赢,也许他们会输。也许我们还要等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但这一天总会来的。”

他走下讲台,穿过一排排座位,一直走到最后一排,站在弗里德里希面前。

“你们,”他说,“要活到那一天。”

那天晚上,三个人又聚在那家小酒馆里。

酒馆里比平时热闹得多。码头工人、水手、小商贩,都在讨论战争的消息。有人把帽子扔到空中,高喊“奥地利万岁”;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战火会烧到普鲁士;有人根本不信,说报纸都是骗人的。

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汉斯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三杯寡淡的啤酒。

“费希特那篇文章,”卡尔开口,“你们觉得真有用吗?”

“有用没用,写了再说。”汉斯说。

“可是如果奥地利输了呢?”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弗里德里希端着杯子,一直没有喝。他看着杯子里浑浊的液体,忽然问了一句:

“你们说,我父亲在耶拿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打仗?”

卡尔和汉斯都愣住了。

“他是为了普鲁士打的,”弗里德里希继续说,“可是那个普鲁士,现在已经没有了。他失去了那条腿,换来的那个普鲁士,已经不存在了。”

“那他现在为什么活着?”他抬起头,看着两个朋友,“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写信来,总是说‘家里都好’、‘别操心家里’。可是我知道,他们把最后一片林子卖了,把祖母的首饰当了,就为了交那个永远还不完的赔款。”

“那他为什么不……?”卡尔没有说完。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他还有我。”

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先愣住了。这是他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出来——在心里想过很多次,但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父亲在耶拿失去了一条腿,失去了他为之奋斗三十年的那个普鲁士。但他没有死,没有放弃,没有整天唉声叹气。他只是每天在书房里写那些笔记,每天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每天写信给儿子说“家里都好”。

因为他还有我。

汉斯忽然举起杯子。

“为了你父亲,”他说,“为了我父亲,为了所有在耶拿活下来的人。”

卡尔也举起杯子。

弗里德里希看着他们,慢慢举起自己的杯子。

三只粗糙的陶杯碰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响声。

五月中旬,消息传来:奥地利在雷根斯堡战败,维也纳被法军占领。

整个柯尼斯堡像被浇了一盆冷水。街头那些兴奋的议论声消失了,酒馆里不再有人高喊“奥地利万岁”,连大学里的气氛都变得沉闷起来。

“不到两个月,”卡尔坐在图书馆里,对弗里德里希说,“从宣战到战败,不到两个月。”

弗里德里希没有接话。他在看一本刚借到的书——那是费希特那篇《致德意志民族》的手抄本,不知是谁偷偷传抄的,纸张粗糙,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

“……德意志民族不会灭亡,正如德意志语言不会消亡。只要我们还说着这种语言,唱着这种歌谣,我们就是一个民族。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必然的……”

他把这几句话读了好几遍,然后合上书,望向窗外。

窗外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几个学生匆匆走过,低着头,没有人说话。

“你觉得费希特说的对吗?”他忽然问卡尔。

“什么?”

“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必然的。”

卡尔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我想相信他说的。”

弗里德里希点点头。

他想起父亲在耶拿战场上看到的那些画面——那些至死不退的士兵,那些被打散后又重新集结的队伍,那些被俘时仍然昂着头的军官。

也许费希特是对的。也许那一天真的会来。

但他不知道自己要等多久。

那年夏天,弗里德里希收到第二封家信。

信还是父亲写的,字迹比上次更歪了:

“听说奥地利打了败仗。别太往心里去。打仗这种事,输赢是常事。你专心读书,别想太多。附上一点钱,是卖鸡蛋攒的。给你买件新外套,那件旧的该换了。”

信封里果然有几枚银币,不多,但足够买一件像样的外套了。

弗里德里希拿着那些银币,在屋里坐了很久。

他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把攒下的鸡蛋一个个收好,等赶集的日子拿去镇上卖。一个鸡蛋能换几个铜板?攒多久才能攒出这几枚银币?

他没有去买新外套。

他把那些银币包好,放进包袱最底层,和那本《社会契约论》、那枚法国士兵送的勋章、父亲写来的信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又做了那个梦。

梦里他还是站在那片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但这一次,父亲不在前面,而是站在他身边。父亲没有骑马,只是拄着那根拐杖,和他一起望着远方。

“看那里,”父亲指着前方说。

他顺着父亲的手看过去,看到硝烟渐渐散去,露出远方的地平线。地平线上,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升起。

他看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天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