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加征商税,五等税制(1 / 1)

说完了拆撤南京六部之事后朱厚照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殿内所有人。

他没有急着开口,而是让那片刻的沉默在殿内蔓延了一圈,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像是一阵无声的风,吹过每一张低垂的面孔,拂过每一个紧绷的肩膀。

等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重新集中到他身上之后,他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还有一件事。”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在殿内几百个人的耳朵里,它们像是四块石头,沉甸甸地砸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的不是涟漪,是暗涌,所有人的脊背同时绷紧了一分。

“朕登基以来,查过一些账目。”

“扬州盐商,一家的家产抵得上一个县的田赋。”

“苏州绸商,一家的银子就能够抵得上一个州府的税收。”

“泉州海商,一艘船的货值就是十几万两银子。”

“他们的银子堆在库里发霉,而朝廷的库房——就连朕给将士补发军饷,都要靠抄家的银子来垫。”

他的声音依然很平,平得像是在陈述一件与他自己无关的事情。

但殿内所有人的呼吸都放轻了,像是怕自己发出的一点声响,就会成为第一个引爆火药桶的火星。

“太祖皇帝定鼎天下之初,本有商税之制,通行天下。”

“然而百年以降,商税名存实亡。各地关津私自减免,豪商大贾与地方官吏勾结,以‘贡品’、‘官用’之名逃避税赋。”

“朝廷的商税形同虚设,商贾的财富却如山堆积。”

“且商贾的货物走南闯北,走的是朝廷修的路,过的是朝廷设的关,沿途有朝廷的卫所保护,不受盗匪侵扰。”

“朝廷花了这么多银子保商路畅通,商贾赚了这么多银子,却仅仅只交三十税一,这合理吗?”

“甚至就连这三十税一,都有众多商贾豪绅不愿缴纳。”

“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尚知交税养国,而商贾坐拥万贯,却几乎分文不出,这公平吗?”

他的语气渐渐平稳下来,像是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实,但那事实本身就带着足够的分量,压得殿内的空气越来越沉,沉到像是要凝出水来。

“天下的财政,不应只靠田赋一条腿走路。田赋养农,商税养商,各尽其责,各担其分。朕今日不是要加重谁的负担,是要把偏了近百年的那杆秤,重新扶正。”

殿内安静无声,没有人敢接话,也没有人能接话。

朱厚照没有让沉默蔓延太久,坐直了身体,双手搁在御案上,十指交叉,目光扫过殿内所有人。

他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平淡的、笃定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语调,像是在宣布一件已经反复推敲过无数次、不会再有任何更改的事情:

“是以,朕今日重定商税之制。”

朱厚照竖起第一根手指。

“民生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三十税一。”

殿内文官们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一个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松弛。

三十税一,和太祖旧制持平,没有加。

他们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落了一半。

但另一半还悬着,因为皇帝的手指还没有放下。

朱厚照的第二根手指竖了起来。

“中等货物——纸张、普通瓷器、木材、普通铁器、普通布匹——十五税一。”

殿内的空气又紧了一分,十五税一,比旧制翻了将近一倍。

朱厚照接着伸出第三根手指。

“高利货物——茶叶、丝绸、精品瓷器、酒、糖、普通香料、皮货——十税一。”

殿内有人开始冒汗了,茶叶、丝绸、精品瓷器——这是江南的命脉,是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数省无数织户、茶农、窑工的生计所在。

十税一,意味着茶商每卖一两银子的茶叶,要交一钱银子给朝廷。

丝绸商每卖一匹绸缎,要交一成的税。

朱厚照继续竖起第四根手指。

“奢靡之物——上等丝绸、官窑瓷器、名贵香料、高档皮草——五税一。”

殿内有人开始发抖了,那些家财万贯的商贾,那些在扬州、苏州、杭州、泉州拥有十几间铺子、几十艘海船的大商人,他们卖一匹上等丝绸,要交两成的税。

卖一件官窑瓷器,要交两成的税。卖一箱名贵香料,也要交两成的税。

这些货物是他们利润最高的货物,也是他们最不愿意被加税的货物。

朱厚照第五根手指竖起来的时候,殿内所有人的呼吸都放轻了,轻到像是有人在屏着气,怕自己的呼吸声会吹灭那根手指一样。

“顶级奢靡之物——金银器皿、珠宝玉石、高档漆器、南洋珍珠、名贵药材——三税一。”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殿内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走了一样,一众文官皆是额头冷汗淋漓。

三税一——三成的税,买一件价值一千两的金器,要交三百两的税。

买一颗价值一万两的南洋珍珠,要交三千两的税。

怎么会有如此高额的税率!

朱厚照说完最后一个字,没有急着放下手,而是让那五根手指在烛光中停了一瞬。

那五根手指在烛火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清晰,骨节分明,指尖微微泛着光,像是五把并排立着的刀,刀锋已经出鞘,在等一个落下的时机。

然后他缓缓收回手,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收拢,最终搁在椅子扶手上。

那收回的动作很轻,轻得像是一片羽毛落回地面。

但在殿内几百个人眼中,那五根手指像是五把刀,一一把刀鞘合上了——不是收了回去,是已经劈完了,刀身在回鞘。

朱厚照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平淡的、从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语调,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落定了的事情,不是在征求意见,不是在讨论可行性,只是在宣布一个结果:

“凡偷税漏税者,货物没收,三倍罚银。情节严重者,抄家。举报查实者,罚银之半,赏给举报人。”

他顿了顿,像是让那句话在殿内沉一沉,然后继续说道:

“朕不是要逼死商贾,朕是要让商贾知道——大明的天下,不是只有种地的才交税。做生意的,赚了钱,也该替朝廷分担一些。”

他的目光扫过殿内所有人,最后停在文官队列的最前面,看着那些低垂的头颅、攥紧的笏板、微微发抖的肩膀。

“诸卿,觉得如何?”

这句话说得很轻,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一样随意。

但殿内所有人都听出了那句话的分量——不是征求意见,是在要一个表态。

表态表得好,还是官;表态表不好,就是福建士绅的下场。

朱厚照目光扫过群臣,神情平静,除了拆撤南京六部之外,现在同样也是加征商税最好的时机。

毕竟福建所有士绅都被他连根拔起,整个天下的士绅都被朝廷杀的福建这只鸡给吓的瑟瑟发抖。

这个时候提出加征商税,即便他们有意见,但是看着全部被抄家缉拿的福建士绅,他们也不敢有大的抗议,只能默默接受。

可以说,江南最大的“抗税”力量之一,已经被消除。

而且在拆撤南京六部之后,文官的力量也是得到进一步的削弱。

这个时候,是最有希望将加征商税这件事落实下去的。

殿内沉默了很久。

几百个人跪在那里,几百个人的呼吸都放轻了,几百个人的目光都低垂着,看着自己面前的金砖,没有一个人抬头。

烛火在铜烛台上静静地燃烧,偶尔发出一声细微的噼啪声,像是在提醒所有人时间还在往前走。

但所有人都知道,沉默不会持续太久。

果然,文官队列中站起一个人来。

他的动作有些迟疑,像是每一步都在权衡,又像是每一步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迈出去。

他的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细微的声响,在安静的殿内格外清晰。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定,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那是一个四十出头的官员,穿着一件绯红色的官服,面容清秀,颌下蓄着短须,是浙江宁波人,姓郑,在大理寺任少卿。

郑家在宁波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他自己弘治十五年中的进士,一向以谨慎稳重著称。

但此刻他站在大殿中央,后背的官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黏糊糊的,但他不敢动,甚至连擦汗都不敢。

“陛下,臣有话说。”

他的声音有些发紧,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但每一个字还算清楚。

他的目光没有直视皇帝,而是落在御座前那片金砖地面上,像是要从那些砖缝里找到一点支撑自己的东西。

朱厚照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语气平和,听不出喜怒:“说。”

郑少卿深吸一口气,开口了。

“陛下,太祖皇帝定鼎天下之初,立商税之制,三十税一,通行天下。”

“百年来,商贾安其业,百姓安其居,货殖流通,四海无滞。”

“如今陛下重定商税,且最高至三税一,税负之重,远超太祖旧制。臣斗胆以为,此恐有违祖制。”

他说到“祖制”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微微抬高了一分,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又像是在提醒皇帝——太祖的规矩,是不能随便改的。

但他说完之后,又觉得那两个字太重了,重到他自己都承受不住,于是声音又低了下去。

他顿了顿,像是在等皇帝的反应,但皇帝没有说话。

他只能继续说下去,声音微微提高了半分,像是怕自己的话被皇帝的沉默吞没:

“且商贾贩运货物,走南闯北,海上风浪、沿途关卡,处处皆是险阻。”

“若商税过重,商贾无利可图,便不愿再贩运货物贸易。”

“到那时候,货物不通,商路断绝,百姓买不到盐,买不到布,买不到铁器。”

“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臣恐此举,于民无利,且与名争利。”

他说完之后,又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等着皇帝的回答。

他的后背已经湿透了,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鼻梁往下流,滴在金砖上,发出细微的啪嗒声。

但他没有去擦,甚至没有注意到。

殿内安静了片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朱厚照身上,等着他的回答。

郑少卿的话有理有据,引的是太祖旧制,说的是商路货殖,讲的与民争利——这些都是几百年来的老道理,是每一个读书人都耳熟能详的经典。

但所有人都知道,老道理在新皇帝面前,不一定管用。

朱厚照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片刻的沉默像是一把钝刀,在郑少卿的心上慢慢地割着。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能感觉到后背的汗水正在顺着脊背往下流,能感觉到自己攥着笏板的手指已经泛白。

然后皇帝开口了,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澜的湖水,但那湖水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寒意:“郑少卿,你说有违祖制。朕问你——先秦之法,可还用于今日之天下?”

郑少卿微微一怔,没有回答。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汉唐之法,可还用于今日之天下?”

殿内的空气又紧了一分,郑少卿的头微微低了下去。

“宋元之法,可还用于今日之天下?”

郑少卿的嘴唇在微微颤抖,他的目光从金砖地面上移开,又移回来,不知道该看向哪里。

“洪武永乐之法,可还用于今日之天下?”

郑少卿的头越垂越低,低到几乎要贴到胸口。他的笏板在手中微微颤抖,发出细微的、像是骨头碰撞一样的声响。

朱厚照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殿内所有人,声音沉稳而清晰:“道随时移,法与时变。先祖定下的法度,是为当时的天下定的。”

“若先祖能看到今日之天下,他也会改。”

“另外你说与民争利——朕问你:你口中的‘民’,到底是谁?”

“是那些家财万贯的盐商绸商海商?还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百姓?”

郑少卿的额头渗出了汗珠,嘴唇微微颤抖,但依然咬着牙:“陛下,臣以为……祖制不可轻废。”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很低了,低到像是自己在对自己说话。

但他还是把它说了出来,因为他觉得,如果连他都不说这句话,就没有人会说了。

朱厚照看了他一眼,正待开口,文官队列中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臣,面容清癯,颧骨略高,一双眼睛又黑又亮。

他是广东广州人,姓梁,在都察院任御史。

梁家在广州是海商世家,他的几个侄子都在广州港做海上贸易,每年从南洋运回来的胡椒、苏木、象牙、珍珠不计其数。

梁御史本人虽然做官清廉,但他的家族是靠海商发家的,这件事朝中不少人知道,只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梁御史走到大殿中央,站在郑少卿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他的动作比郑少卿从容一些,那是一个在官场磨了几十年的人才有的沉稳,但那沉稳之下,同样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

他的声音比郑少卿更沉稳,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才说出来的:

“陛下,臣附议郑少卿之言。广东乃海贸重地,商贾往来如织。”

“若商税过重,商贾裹足不前,广东的港口便会冷清下来,泉州、宁波、广州——这些港口一冷,朝廷收到的不是税,是荒芜。”

“臣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

他说完之后,又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山。

他没有回头看文官队列,但他知道,身后有很多人在看着他。

那些人是和他一样出身沿海的官员,是靠着海上贸易发家的士绅子弟,是靠着商贾的孝敬过日子的文官。

他在替他们说话,也在替自己说话。

郑少卿和梁御史并肩站着,两道身影在烛光中拉出长长的影子。

殿内文官们的眼神开始交换——有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微微点头,有人攥紧了笏板又松开。

沉默了几息之后,文官队列中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身材敦实,面容方正,穿着一件红色的官服,是南直隶松江人,姓徐,在工部任郎中。

松江是棉布之乡,松江的布匹行销天下,徐家世代经营棉布生意,在松江有十几家布庄、几百名织户。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郑少卿和梁御史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不如前两位那么从容,带着一种急切,像是怕自己说慢了就被人堵住了嘴:

“陛下,臣也有一言。松江棉布,行销天下。”

“江南织户数十万,皆仰赖商贾收购贩运。若商贾因税重而不敢收、不愿贩,棉布积压,织户断炊,数十万人衣食无着——到那时候,松江不是港口冷清的问题,是民变的问题。”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句“民变的问题”已经让殿内的空气又紧了几分。

民变——这两个字,是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大臣都最不愿意听到的词。

徐郎中把它说出来了,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而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皇帝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

三个人并肩站在大殿中央,三道身影在烛光中拉出长长的影子,像是三根钉在地上的桩子,纹丝不动,却又微微发颤。

文官队列中还有人蠢蠢欲动,他们有的攥紧了笏板,有的微微抬起了膝盖,有的张了张嘴又闭上,像是想站出来又不敢站出来。

但暂时没有人再站起来——他们在看皇帝怎么回答,在看这三个人的下场,在衡量自己站出来的代价。

朱厚照的目光从郑少卿移到梁御史,从梁御史移到徐郎中,在那三张面孔上各自停留了一瞬。

那张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面孔上写着同样的东西——不安、紧张、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倔强。

他们在替自己的家族说话,替自己的同乡说话,替那个他们熟悉的世界说话。

然后朱厚照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一把刀正在一寸一寸地从鞘中拔出来: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朕也想问问你们。”

他竖起第一根手指,目光落在郑少卿身上:“你们说商贾苦——朕问你们,农夫苦,还是商贾苦?”

“农夫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收几石粮食,交了田赋,剩下的只够糊口。”

“商贾出一趟货,赚回来的银子够农夫苦一辈子。”

“你们替商贾诉苦——商贾苦得过农夫吗?”

郑少卿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低垂着,看着自己脚尖前面的金砖,那道目光像是一块被压弯了的铁片,怎么也抬不起来。

梁御史低下头,攥紧了笏板。他的指节泛白,青筋暴起,但他没有松手。

他感觉到那道目光从他脸上滑过,像是一把无形的刀,划开了他的皮肤,划开了他的肌肉,直直地刺进他心里的某一块地方——那是他不想被人看到的地方。

徐郎中的目光躲闪了一下,像是想要避开什么,但他没有后退。

他稳稳地站在原地,但那稳当之下,藏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知道自己说的话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但还是必须说出来的那种执拗。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回答,因为他不需要他们回答。

他竖起第二根手指:“你们说商税过重会导致货殖不通——朕问你们,朕制定的商税真的重吗?真重的话,他们可以不再行商,大不了往后天下所有的买卖皆由朝廷国营商品来做。”

朱厚照没有等他们,竖起了第三根手指:“你们说与民争利——朕问你们,‘民’是谁?是金银满屋的商贾?还是那些连盐都买不起的贫民?”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只有大殿中央的几个人能听见。

但那低沉的、压抑的声音,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朕今日加的,是奢靡之物的税。”

“是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上等丝绸、名贵香料。百姓日用之物——粮、盐、农具、粗布、柴炭、药材——朕一文钱都没有加。”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理解。但朕希望你们也替百姓想一想——朝廷有银子,才能守边、才能修路、才能保商路畅通。朝廷没有银子,谁来替你们守商路?”

殿内安静了,郑少卿的额头抵着地面,梁御史的笏板攥得指节泛白,徐郎中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三个人站在那里,像三尊被冻住的雕塑,一动不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文官队列后排又站起一个人来。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官员,穿着一件青色的官服,面容白净,下巴上蓄着短须。

他是山东登州人,姓孙,在户部任主事。

孙家是登州的小户人家,没有经商的背景,他之所以站出来,纯粹是因为他觉得皇帝说的那番话——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有一个漏洞,那个漏洞如果不补上,最终的后果可能比皇帝想象的更严重。

他走到大殿中央,站在前三人的身后,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声音比前面几位年轻,带着一种年轻人的锐气和急切,像是怕自己来晚了就错过了说话的机会:“陛下,臣亦有一言。”

“山东沿海渔村众多,渔民打鱼卖与商贾,商贾贩运至内地。”

“若商税重了,商贾减少收购,渔民的海货便烂在港口。”

“臣担忧的是——商税之重,最终会不会转嫁到最底层的人身上?”

“商人不会自己出钱,他们只会压低收价、抬高卖价。”

“陛下加税加在商贾身上,但商贾会把税摊到渔民头上、摊到织户头上、摊到茶农头上。”

“到那时候,加税的不是商贾,是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百姓。”

他顿了顿,像是憋了很久才把最后那句话说出口:“臣斗胆以为,商税之制,当以不伤小民为先。”

他说完之后,深深一揖,然后站在那里,等着皇帝的回答。

朱厚照看着孙主事,目光停了一瞬。

然后他开口了,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一点,但依然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朕方才说了,百姓日用之物,三十税一。”

“这个税率,几乎不会让商贾增加多少成本,也就不会有多少转嫁的空间。”

“至于奢靡之物——买得起珠宝丝绸的人,不会在乎多交几成税。”

“若连买珠宝的人都要从渔民身上榨油,那这些商贾的良心,就该让御史台去管了。”

孙主事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他伏下身去,额头触地,后退两步,退回了队列。

朱厚照的目光扫过殿内,确认没有人再开口,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那种平淡的、从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语调:

“朕知道,商税之制,动了你们的利。”

“你们替商贾说话,朕不怪你们。”

“朕只希望你们明白——朕不是在逼死商贾,朕是在替天下修一条长久的路。”

“商贾交了税,朝廷就有了银子;朝廷有了银子,边关就能守住,商路就能通畅,天下就能太平。”

“这才是真正的与民同利。”

他停了停,像是让那句话在殿内沉一沉,然后问了一句:“还有谁有话要说?”

殿内没有人回答,那片刻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长到像是整个大殿都被冻住了一样。

烛火在铜烛台上静静地燃烧,偶尔发出一声细微的噼啪声,像是在提醒所有人时间还在往前走,但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响。

朱厚照等了片刻,确认没有人再开口,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那一下很轻,轻得像是一片羽毛落回地面,但在殿内几百个人的眼中,那一点头像是一把锤子,把最后那颗钉子敲了下去。

“既然无异议,那商税之制,就这么定了。户部拟定细则,正德二年正月初一施行。”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殿内,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