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香港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

清水湾片场食堂门口，那棵凤凰木的第二茬花苞，被雨水打落了三成。

威叔蹲在树下，用竹签把落花拢进簸箕。

动作很轻，像在收拾谁家写信时撕下的纸边。

“威叔，别扫了。”

谭咏麟从录音棚那边走过来，雨衣没系扣子，露出里面汗湿的背心。

他低头看那些泡烂的胭红花瓣，忽然蹲下去。

捡起一片完整些地，夹进随身带的歌词本里。

“阿伦，今日不是要录《想将来》？”威叔抬头。

“录完了。林敏骢那后生仔写的词，有一句‘昨天的我，今天的你’，我唱了十七遍，辉哥还是摇头。”

谭咏麟把那片花瓣按平，合上本子。

“他说我太用力。唱到‘今天的你’四个字，牙关咬得太紧，像在报仇。”

威叔没接话。

他起身去拿花洒，给凤凰木冲掉叶面积尘。

谭咏麟蹲在原地，看着雨水从树冠滴下来。

他今天本该高兴的，新专辑《想将来》母带刚送去压片厂。

八月十三号上市，四白金的印量，是宝丽金给他的新台阶。

可他坐在树底下，忽然问：

“威叔，你说一个人要唱多少年，才能把‘昨天的我’唱得不恨也不怨？”

“你问错人了。”

威叔把花洒放下，“我只懂道具。一棵树要开几次花才肯扎根，得问树自己。”

傍晚，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过来。

他穿着《失业生》里的校服外套没换，领口蹭了灰。

电影拍到后半程，他的戏份从阳光少年，变成落魄青年。

导演说眼神要“空”。

他空了一下午，收工后不想说话，开车绕到清水湾。

食堂里，徐小凤在挑布料。

她把邓丽君从新加坡，寄来的娘惹绸一匹匹铺开。

对着窗缝里，挤进来的暮光比颜色。

助理递剪刀，她摆摆手。

改用指甲在布边，轻轻掐一道痕。

这是陈师傅教的，丝绸有记忆，掐过的地方知道该往哪边折。

“Leslie，过来帮我拉布。”

张国荣走过去，捏住绸角。

他拉得很平，指节用力，布料纹丝不动。

徐小凤看他一眼，没问戏拍得怎样。

她从手边茶壶，倒出一杯凉掉的菊花茶，推过去。

“我1981年7月1日，CBS/Sony要出《新曲与精选》。”

徐小凤声音很淡，“公司说这是精选集，不用宣传，不用拍封套，从旧专辑挑十四首歌拼起来就行。他们把《风的季节》放第一首，说这首歌在电台播得多，能带动销量。”

她顿了顿。

“我没去录音棚。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怕听见自己三年前的声音，比现在年轻，比现在亮，比现在不知道往后八年要发生什么。”

张国荣握着绸角，没松手。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

徐小凤把掐好边的布料叠起来，“不是去听歌，是去听我自己。三年前唱《风雨同路》，我以为那是最难的事了。三年后才知道，最难的不是唱过去，是唱完过去，第二天还要进棚录新歌。”

她抬头，看着张国荣。

“你那个《声音剧场》，录到第几个了？”

“第十一个。”

张国荣说，“剩最后一个，槟城橡胶园割胶工的后代。他阿公1942年把全家福照片，埋在胶树下，1945年回去挖，照片烂了，铁盒还在。”

“你打算怎么录？”

“让他讲铁盒。不讲照片。”

徐小凤点头，把叠好的布料放进樟木箱。

“你那个独白演唱会，准备在哪办？”

“还没定。”

张国荣松开绸角，“许导说可以去建筑工地，但安全审核通不过。鑫哥说等《槟城空屋》首映之后再看。”

“那就等。”

徐小凤扣上箱盖，“等得起。”

晚上九点，赵鑫办公室亮着灯。

桌上摊着三份传真。

第一份来自台北。

谭咏麟凭《假如我是真的》，拿下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颁奖礼是十一月的事，但消息已经传开。

中影的人，转弯抹角打探：

谭先生接下来有没有档期？

台湾这边，有几个本子很适合他。

第二份来自北京。

谢晋的字，比年初更潦草。

“小赵：《天云山传奇》十一月公映，审查通过了，一刀未剪。成荫的《西安事变》也定在同月。我们两个老家伙，算是赶上这趟车。”

家三部曲的事，我没再提。

不是不想提，是知道提也没用。

但这几个月，我做了一件事。

把《家庙》的油印本，寄给了北电七八级的毕业生。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我没说让他们拍，只说留着。

哪天觉得自己该拍点什么的时候，拿出来翻翻。

有个学生回信说：谢老师，剧本里林国栋，在青砖上写粉笔字那场，我哭了。我爷爷一九六八年也在牛棚墙上，写过我的名字，用木炭写的，下雨冲没了。

我不知道这个学生，将来能不能当导演。

但我知道，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谢晋。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份来自新加坡。

陈启明的公函，措辞比以往更郑重。

“赵先生：关于《故土之心》的调研申请，我国文化部已完成最终审批。李光耀先生将在七月下旬安排专门会晤，就‘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这一命题，与主创团队进行三小时闭门交流。”

另：

我国国家档案馆，已完成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数字化整理。

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次向境外制作单位，开放该层级档案。

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我们等的是一个，愿意把这些碎片，拼回原处的讲述者。

陈启明。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赵鑫把三份传真收进抽屉。

窗外雨停了，凤凰木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威叔搭的遮雨棚还在，棚顶积了两寸深的水。

月光照上去，亮汪汪一片。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也是亮的，但不是月光。

是边防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像把看不见的剪子，要把黑夜剪成碎片。

那时候他只有一个破背包、和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念头。

六年了。

那个念头，长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谭咏麟的四白金唱片。

不是张国荣的《声音剧场》。

不是徐小凤的娘惹绸展。

不是邓丽君的南洋民谣采集档案。

甚至不是金像奖。

是谢晋信里那句话：“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是陈启明公函里那句：“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是这个夜晚，这棵凤凰木，这片积在遮雨棚上、照见月亮的雨水。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六年做的所有事。

不是在造一艘船，是在编一张网。

船只能渡一个人过海。

网能接住所有落水的人。

敲门声。

周慧芳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

“赵总，一九八一年上半年香港上映电影统计。”

她翻开第一页。

“一月到六月，共上映七十三部港产片。武侠功夫类三十一部，喜剧类二十三部，恐怖灵异类十二部，风月类四部。”

她停了一下，翻到第二页。

“涉及历史、人文、社会议题的，”

笔尖点在空白处。

“两部。”

“一部是许导的《槟城空屋》，七月三十号首映。”

“另一部呢？”

周慧芳把报表翻过来。

背面手写一行备注：

“《父子情》，方育平导演，凤凰影业出品。讲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和想拍电影的儿子。成本八十五万，排片只有三家戏院，上午场。”

赵鑫接过那张报表。

七十三比二。

三十六点五比一。

他看着那个数字，忽然笑了。

“周总监，你说这比例，要多少年才能变成十比一？”

周慧芳没回答。

“我不奢望五比一。”

赵鑫把报表放下，“哪怕二十年之后，香港一年拍一百部电影，有十部是这种‘不赚钱但该拍’的东西，我们就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赢不在我们在的时候。”

“赢在我不在的时候。”

七月三日，邓丽君从新加坡飞回香港。

她带回来十七卷开盘带，是过去三个月在南洋各地，采集的民谣母盘。

同机抵达的，还有一口樟木箱。

里面装着八位老人，托她转交给《槟城空屋》剧组的物件：

一张一九三八年的船票存根、一束用油纸包了四十年的头发、一枚刻着爪哇文和中文两个名字的银戒指。

“那位阿嬷说，戒指不用在电影里出现。”

邓丽君把樟木箱，交给许鞍华，“她说，只要有人知道这枚戒指存在过，就行了。”

她没提自己，这三个月怎么过的。

但录音助理，私下告诉赵鑫。

邓小姐在槟城住的那间旅馆，窗外就是汕头街旧址。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趁早市还没开始、录音环境最安静的时候，扛着设备在老街来回走，录石板路的回声。

“她说，一九四一年蔡国维，走这条路去码头的时候，鞋底也是这个声音。”

许鞍华抱着樟木箱，久久没说话。

七月七日，顾嘉辉和黄霑，完成《槟城空屋》全片配乐的最后一次混音。

五十二轨音源。

包括邓丽君采集的三十七段田野录音、张国荣念白的十二段独白、谭咏麟在伊丽莎白体育馆现场，录下的两千人合唱呼吸声、以及顾嘉辉自己，用那架调哑钢琴弹奏的八小节未完成曲。

黄霑在混音台边，坐了一夜。

凌晨四点，他把监听耳机摘下来，揉了揉耳朵。

“老顾，我听见了。”

“听见什么？”

“一九四一年。”

顾嘉辉没说话。

“不是听见音乐，是听见那年秋天，槟城早市收摊时，椰子壳扔进竹筐的声音。”

黄霑看着窗外发白的天空，“那年蔡国维就是听见这个声音，决定把信留在钢琴上。”

七月十三日，《槟城空屋》，通过香港电检处分级审查。

电检报告在“备注”一栏，写了八个字：

“无删减。建议家长陪同。”

许鞍华拿到报告时，手在抖。

她在这行干了八年，第一次有一部电影，拿到“无删减”的评级。

不是因为她拍得温和，是因为电检处，换了一批年轻人。

“许导，不是电影变安全了。”

给她递报告的审查员，二十四岁，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是我们这代人，不想再做上一代人的剪刀。”

七月二十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张从台北寄来的手写请柬。

第十八届金马奖执委会，正式邀请《槟城空屋》参展。

不是竞赛单元，是“观摩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