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永宁镇，下宅村。

他七岁离开那里，1962年回去过一次，1980年又回去过一次。

村子变了，祠堂没变。

母亲1949年以后，再没回去过。

她1960年走的时候，床头还放着一张永宁镇的照片。

黑白的，边角磨烂，用医用胶布粘了三道。

“阿母。”

谢晋的声音，从麦克风传遍整个电影宫。

“汝有看见无？”

全场肃静。

翻译没有翻。

没有人打断。

“汝教我拿筷子，我学很久才会。”

“汝讲，不会用筷子，以后娶某没人要。”

他停顿。

“阿母，我今年六十三了。”

“汝留给我的那双乌木筷，1966年被人折断了。”

“我把它收在抽屉里，断成四截，接不回去了。”

他抬起头。

“可是我学会用筷子了。”

“汝教的那双，我学会了。”

他握紧金狮。

狮翼的金属边缘硌进掌心，留下一道深深的红印。

“多谢汝教我。”

他没有说“谢谢威尼斯”，没有说“谢谢评审团”，没有说“谢谢电影”。

他说“多谢汝教我”。

台下没有人听得懂。

三百多人站着，安静地听完这段，没有人能翻译的获奖感言。

掌声再次响起。

谢晋走回座位时，黒泽明站起来。

他没有欠身。

他握住谢晋的手。

两个都不会说对方语言的男人，隔着翻译机的电流杂音，握了很久。

黒泽明说了一句日语。

翻译机沉默了五秒。

然后耳机里传来英语：

“你母亲教你的筷子，她也会用。”

谢晋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

掌心那道金狮压出的红印，正在慢慢褪成淡粉色。

像母亲1960年，端给他那碗蛋花汤里，十九朵蛋花中最小的一朵。

九月十四日，《家的生物学》，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消息，传回亚洲。

传到北京。

台北《联合报》影剧版，用半版篇幅，刊登谢晋领奖的照片。

标题只有一行字：

“中国导演擒狮”。

没有“台湾”，没有“大陆”。

“中国”。

台北左营眷村，周大山举着报纸，看了很久。

他七十一岁，1949年从山东即墨来台，三十二年没回去过。

家里那座水泥庙供着关公、妈祖、杨六郎，都是凭记忆塑的像。

他指着报纸上那行标题，对孙子说：

“你看着。有一天，这种消息会越来越多。”

孙子十四岁，不懂。

周大山把报纸叠好，放进神龛旁边那只铁盒里。

铁盒里还有一封，1980年从山东老家寄来的信。

信封已经拆开，信纸边角磨损。

他没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写什么。

今天他知道了。

他拿出信纸，拧开钢笔帽，在空白的背面写下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有庙了。”

九月十五日，北京。

文化部电影局那位处长，把《家的生物学》获奖的电报看了三遍。

他拨了一个电话。

“谢晋同志，《牧马人》送审的流程，局里批了。您可以随时开机。”

谢晋还在罗马候机楼，不知道这件事。

他坐在长椅上，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空白的稿纸。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

他写：

“片名：《那双手》”

九月十六日，香港清水湾。

谭咏麟从红馆排练回来，看见凤凰木下围了一圈人。

威叔站在树杈上，举着一把软尺。

张国荣扶着梯子，白衬衫后背洇湿一大片。

徐小凤摇着团扇，扇面上那枝牡丹，沾了一滴墨。

她刚才低头看测量数据，没留意笔尖靠得太近。

邓丽君蹲在旁边，把每个读数记在小本子上。

“威叔，到底多少？”

谭咏麟挤进人堆，仰头看着树冠。

威叔从树杈上跳下来，膝盖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他扶着树干站稳，咧嘴露出那颗金牙。

“三点八毫米。”

他把软尺递给谭咏麟。

“那粒骨朵，今早三点八毫米了。”

谭咏麟接过软尺，对着光看。

刻度上那道细细的划痕，是威叔用指甲刻的。

旁边写着日期：1981年9月16日。

他把软尺还给威叔，转身往赵鑫办公室走。

走了两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那棵凤凰木。

枝头那粒骨朵，顶端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那么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九月十七日，上海虹桥机场。

谢晋走出到达通道。

徐大雯站在出口等他，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

他走过去。

她揭开桶盖。

里面是一碗银耳羹。

银耳炖得烂软，红枣去了核。

莲子浮在汤面上，像一片片微型浮萍。

谢晋低头看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徐大雯没回答。

她问：

“饿不饿？”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他看着妻子的手。

那只手1968年冬天，把最后一个热红薯，塞进牛棚门缝。

那只手1976年守在手术室外，握着病危通知书，握了一夜。

那只手1980年，替他量中山装袖子。

说“长两寸没关系，放下手看不见”。

他接过保温桶。

“饿。”

“那回家吃。”

徐大雯转身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

谢晋跟在后面，拖着一只旧皮箱。

轮子轧过水泥地，声音像1968年冬天牛棚那扇门。

推开关上，推开关上。

走到停车场，他忽然停住。

“大雯。”

妻子没回头。

“我接回去了。”

徐大雯拉开车门。

“筷子？”

“筷子。”

她坐进驾驶座，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六十三岁的男人，站在停车场中央。

左手拎着一只保温桶，右手拖着一只旧皮箱。

眼眶红着。

嘴角弯着。

像1957年那天，他拿着《女篮五号》的场记板。

说“大雯，我要拍电影了”时候的样子。

她发动引擎。

“上车上车。银耳羹凉了。”

1981年9月18日，清水湾片场收到一封，从上海航空挂号寄来的信。

赵鑫拆开。

里面没有信纸。

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谢晋坐在上海家中那张旧藤椅上。

藤椅扶手缠着黑胶布。

他面前的小方桌上，并排放着三样东西。

一尊威尼斯金狮。

一双接回四截的乌木筷。

三份油印剧本。

《家庙》

《新世界》

《如归》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不是“我拍完了”。

不是“谢谢”。

是，“小赵，锅热好了。”